从1958年7月初开始，我们的考察队在祁连山“七一”冰川下进行“现场练兵”，为进一步分头进山考察作准备。除了邀请原苏联冰川学家讲授冰川学基本知识和考察方法外，还请国家体委登山队的领导讲授登山知识，以及可能遇到的危险和预防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半个月后，我们就分头出发，前往祁连山的托赖南山、野马山、党河南山、冷龙岭、柴达木山、疏勒南山等地区进行考察。
     我们分头出发的时候，平原上还是酷署盛夏，炎热难挡。但是，祁连山深处的冰峰雪岭，却是寒气袭人，另一番景象。气候的变化是严酷的，对我们考察队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新中国的冰川学是从零开始的。我们这批考察者的御寒等必需的装备，只是非冰川区考察用的常规的毛衣、棉衣。当时，没有登山靴，没有轻便的鸭绒衣和睡袋，必要的观测仪器等也是比较简陋的，现代化的冰川考察设备几乎是一个空白。
     但是，我们有中华民族的科学工作者传统的坚不韧不拔、执着开拓精神，和不怕苦、不怕艰难、不怕危险的苦干献身勇气。没有特制的登山靴，我们就穿当时流行的高膀胶鞋；没有轻便的鸭绒衣，就穿粗布老棉袄；没有精密仪器，就用原始的手摇钻和罗盘；没有完整的地形图，就靠自己观察、摸索和分析判断；缺乏有关冰川和登山考察的基本知识，就请苏联专家讲课，以能者为师，互教互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第一代冰川研究工作者，就这样脚登胶鞋，身穿老棉袄，背上水壶，手提冰镐，攀登四五千米高的冰川雪峰，出没在白雪皑皑的雪线上，忘我地进行考察和研究。
     我们的考察队划分成7个小队，我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分别参加其中两个小队的工作。我们在东起冷龙岭，西至柴达木北山的广大地区中，对10个冰川区、32个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大小冰川进行了考察和航空相片分析，描绘了它们的形态、类型和分布情况，估算了它们的储水量，进行了人工融冰化雪试验，还建立了一个黑化冰雪实验站和一个冰川观测站。
     1958年国庆节前后，7个小队陆续回到兰州，总结工作。在我的主持下，考察队的同志用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长达40多万字的《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这是中国冰川学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冰川考察报告，也是我国第一部区域性冰川专著，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这次祁连山冰川考察，从组队到出版考察科研成果，只用了半年多时间，是名副其实的“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