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覆灭，“十年动乱”结束，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看到了大地复苏的曙光，科技界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冰川学的发展也获得了广阔的前景。我们都以无纵横驰骋欣慰和舒畅的心情，迎接新时期的到来。
1977年，我发起并主持了《竺可桢文集》的编辑工作。竺可桢先生是我缅怀已久的教师和领导，于1974年去世。我负责他的文集的编辑工作，使我有幸第一个通读他从1936年起的所有日记。在他多年坚持不断的日记字里行间，展现出了异常勤奋、极端周密的治学精神，虚怀若谷的民主作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冒险犯难，公忠为国的大无畏态度，使我受到了最近二三十年来未曾有过的极为深刻的教育，激励我克服“十年动乱”中形成的某些消极思想，使我更坚定地确立一辈子献身中国冰川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978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当时我已经59岁。全国的形势是百废待兴。冰川冻土所的情况也一样。经过“十年动乱”，所里人员的思想状态和实际问题比以前复杂多了。领导班子的更替，所内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工作交织在一起，显得特别紧迫而困难。作为新上任的领导，我对于这些工作既感到熟悉，又似乎很陌生，感到很棘手，但是，又非抓不可，这是我的责任。不但要抓，而且一定要抓好，要把各种悬而未决的事情落实好，要适应大好形势，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使我国的冰川冻土事业更上一层楼。在现有的基础上，取得一个大发展。在众多的事务和复杂的矛盾中，到底应该怎样抓呢？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得好，矛盾总是有主有次，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那么，研究所的主要矛盾又在那里，到底应该如何来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