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我出生在江苏海门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初中一位地理教师通过讲解地理、历史课程，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使我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同时也培养了我对地理的兴趣和爱好。
    我的高中求学时代，是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国的热潮中度过的。我当时立志当个地理学者，决心以学到的科学知识，来改造社会，拯救中国。
    1937年，我进入杭州浙江大学史地系求学。在校长竺可桢和导师叶良辅教授的熏陶和指导下，培养了以地貌学为主的较广泛的学术兴趣，并初步获得了调查研究的能力。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内迁至西南多山地区的贵州遵义。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有空就喜欢爬山涉水，结合学到的地貌学知识，进行实地观察，逐渐养成了我爱好跑野外的习惯和兴趣。这为我后来投身冰川研究事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1944年我从浙江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参加四川成都平原的土地利用调查和川东鄂西三峡水库经济调查工作，在解放前的四川农村看到地主官傣强取豪夺，残酷压榨人民，广大劳苦大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情况，心中十分痛苦。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启发和帮助下，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刊，还经常阅读《新华日报》，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当年就参加了进步组织科学时代社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7年在南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科技界进行工作，团结科技界人士和广大青年，迎接全国解放。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全国蓬勃兴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烈气氛中，我国的登山运动对中国冰川学的发端提供了一臂之力。1957年，我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决定攀登当时尚未被征服的高峰贡嘎山，组队时，吸收了一些青年学者参加。其中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崔之久同志，随登山运动员登山，考察了那里的冰川，回来后发表了考察论文。这是新中国第一篇现代冰川实地考察科学论文，成为中国冰川学的前奏，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重视。同一年，我也踏上了社会主义祖国冰川事业的征途。
     1957年，我参加一个小型考察队，到河西走廊去考察研究我国的地貌区划问题。我们在那里先后穿越三个风光景色完全不同的自然区：马鬃山干旱剥蚀丘陵地区、祁连山西段肃北至鱼卡间平行高山与宽谷地区、柴达木盐沼盆地。大大激发了我对祖国大西北地区的兴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在茫茫的戈壁荒漠中艰难地行进时，炎夏的烈日施展着淫威，干燥的热风，灼人的黄沙，使考察队同志们个个舌燥唇干，酷热难耐。但是，当我们沿着一条溪沟，在乱石中穿行，登上党河南山北坡一座名叫马厂雪山的时候，眼前顿时一亮，一个神奇的景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一条洁白晶莹的冰川，像水晶白玉飘带，悬挂在对面的高山坡上。当时已是下午6时左右，天际落日余晖，晚霞绚丽，宛如进入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冰川，我们已经来到了一条海拔4500米的冰川边缘。冰川上的粒雪和冰川冰，把我从书本的文字移到了大自然的实际，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增加了永远不会忘记的感性知识。我爱上了冰川。冰川，这个神奇的名字从此便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因为时间已晚，不容许我们久留，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同冰川告别，继续赶路。当我们到达当晚的宿营地蒙古包时，已是深夜。大家都感到饥渴疲惫，蒙古包主人热情地用羊肉、面片款待我们。我虽然旅途劳顿，也感到极度疲乏，但睡在蒙古包里，辗转反侧，豪无睡意。我反复思忖：在荒漠地区，因缺水而土地干裂，植物稀少，缺乏生机，居民世世代代在这贫困的土地上艰难地生活，连我们这样的客人，也找不到取水的地方。但是，在祁连山的高山区却有冰川，大量的淡水白白地放在那里，得不到利用，太可惜了，也太不合理了，如果能把雪山冰川融为潺潺流水，注入干涸的土地，使浩瀚荒漠变成良田果园，大地披上绿装，焕发生机，那该多好啊！就这样，高山与荒漠的强烈对比，触发了我进一步研究冰川和干旱地区水源问题的强烈愿望。我决心献身冰川事业。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常有记者问我，我不是学冰川专业的，什么是我选择这“吃苦”的冰川研究工作作为终身事业的“契机”？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能够较早地登上冰川，找到了我既能在这一事业的探索和研究中获得无比高尚的享受，又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有益贡献的场所。这就是我献身冰川事业的“契机”。我知道，这个工作的确有“苦”，但也“乐在其中”，因为从这个“苦”中产生对人民的“益”。这样，我就越干越高兴，越干越有劲，“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