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5月中旬，冬季那场大雪崩留下来的雪堆已经消失，但雪崩痕迹依然清晰可辨，我从杜兴斯基教授那里学到的雪崩知识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从各种雪崩标志来看，巩乃斯河谷雪崩区分布在海拔1500～2500米之间。受雪崩冲击的路段有200多处，到达路基上的雪崩体估计达40多万方。据雪崩标志计算当时雪崩最大的运动速度为每秒20～30米。

     大雪崩不仅越过山谷，冲到对岸，而且还产生过威力更大、作用范围更广的冲击波。在海拔1500米的前进道班附近，面朝雪崩方向的巩乃斯河谷南岸大片森林被毁就是雪崩气浪造成的。
      据王段长回忆，1966年的11月7日全线开始降雪，到20日几场大的降雪已使平地积雪厚度达到50厘米，11日晚又是一场强度更大的降雪，一个晚上新增的降雪厚度又达半米以上。
      王段长说：“12月20日，我们乘车从乘胜道班出发查看雪情，半路被山坡滚下来的一股较小雪崩挡住，两辆汽车被埋，只有回到道班房。半夜，我被沉闷的敲门声惊醒，只见一股雪流从窗户冲进室内，全室的人都被雪埋住，我身上、手上被打碎的玻璃划破。我们这才知道刚才不是什么人敲门，而是雪崩来了。当我们从l米多深的雪里爬出来时，房檐被掀开，道班房前积雪厚七八米，房后也有堆雪，一时无法出门，只听到山谷中发出雷鸣似的响声，此起彼伏。第二天早晨，眼前的公路不见了，远处的路堑被填满，电杆、电线被砸断，全部通讯中断，巩乃斯河也被堵，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湖，我们只得在齐腰深的雪中前进，冲出山谷，去报告灾情，因为有数千工人被困在山里，有断粮的危险啊！”

      中国科学院很快就同意新疆军区和自治区的要求，下文兰州冰川冻土沙漠所组织新疆雪害考察防治工作队，我被任命为队长。
      接受任务后，我立即着手准备，一方面派王宗太到巩乃斯去建站，另一方面立即将杜兴斯基所著《公路雪崩及其防治》一书翻译成中文，供大家学习。
      经过3个多月的准备，9月份，我带领王彦龙、张志忠、刘光远以及新疆地理所的仇家琪等赶到了刚建立的巩乃斯雪崩站。

     按我的意见，雪崩站建在全线雪崩最多、最严重的乘胜道班附近。这里海拔只有1700多米，处于高山针叶林带，夏天气候凉爽宜人，是修养的好去处，但冬天却是白茫茫一片雪原。
     雪崩站是砖木结构，研究室、宿舍、伙房被一条走廊连成一栋整体的建筑，再涂上鲜艳的油漆，在整个巩乃斯河谷，雪崩站的建筑很洋气，显得极为独特。
     为了冬季监测雪崩的动态，在巩乃斯河对岸距站不远的森林中还修了一座塔形的雪崩眺望哨。
     见了这座由我策划修筑起来的标志中国冰川学新的分支诞生的崭新的雪崩站，我心里十分高兴。
     雪崩站的对面是由三个大雪崩沟槽组成的无林草坡，这里每年都发生雪崩，是观测雪崩形成和运动特点的理想的实验场所。

      我们到站后，立即着手布设观测场地，设置测雪标杆，安装仪器，还修筑了几个简易的实验性的防雪工程。
     我设想，经过1967年、1968年冬季的观测，取得一批有关积雪、雪崩的基本数据，1968年夏天可以修筑正式的试验工程，到1969年争取提出全面的雪崩防治工程设计方案，同时总结出中国雪崩研究的第一批成果。
     1967年12月，我完成了观测场的布设工作，交待好冬季观测方法后回到了兰州，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时我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苗子被夺了权，靠了边。
     这段时间，冰川研究队伍处于瓦解边缘，研究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天山的雪害防治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虽然冰川室每年都有人去天山雪害队，也修了几个防雪试验工程，但资料是零散的，各年度的工作是不连贯的，没有系统的总结。原来设想三年提出全线雪害防治工程设计，后来过了6年，仍然摸不到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