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曾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标志之一，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虽然曾一度为中国早期的经济恢复和初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著时间的推进其弊端日渐明显：
对国内经济的控制达到惊人的程度，政府企业职责不分，无视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的作用；一切以计划为纲，无法适应消费群体的需要，制约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生产商品的数量都在计划之中，购买商品还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购买粮食就需要有相应的粮票），造成消费者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需要的商品。
工农业生产与商品经营均为强制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个人不得持有私有财产，一切劳动成就都会被均分，这导致生产者没有兴趣扩大生产，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只知道依靠“大锅饭”过生活，丧失了发展经济的动力。
为尽快提升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与党内的开明派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并试图改变人民心目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形象，这场改革运动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这场改革的经济方面在农村取得了率先突破，并随之迅速在全国各经济领域内推行改革。
农村经济改革
中国大陆农村地区自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建立了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将农民手中的一切个人财产与生产资料划归公有，生产生活的指导权过于集中，并且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来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虽然这种体制在产品相对充裕时可以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为个人带来的损失，但更多的是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78年，中国安徽省面临旱灾，当地凤阳县小井庄、小岗村等地的农民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均分小队下辖的土地与劳动工具，展开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这在人民公社下是属于私分共有财产的重罪。然而这两个村在当年的农业收入中就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报至中共中央，虽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规定不得私分田地，但这种行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两省便已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取得了在灾年农业生产超过往年的成绩。
中国农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占全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逐步摆脱了贫困，并促使部分农民先于其他地区富裕起来。同时农业的改革虽然在初期颇有成效，但随著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农村的发展开始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这导致中国出现了令世界关注的贫富分化现象??这在强调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农村地区贫富分化抱以足够的关注，事态逐步成为中国迅速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复兴的最大障碍--三农问题。
自2002年以来，中国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三农问题对中国建设的影响，中国政府也开始从新调整农业地区的政策。
有关农业的更多发展问题，请参阅三农问题
城市改革
农村地区6年多的改革令中国的领导人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动力，转而着手对中国城市经济进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著城市改革的开始，并在1985年全面展开。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且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市场，一切产品生产由政府下达订单；而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并不是工厂厂长，而是国家委派的干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极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工人一律不得被辞退，也没有相应的破产措施，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只得由国家背负这些不良资产。缺乏竞争、不负盈亏的企业主观上没有研发新科技、扩大再生产的动机，结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邓小平在1977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便提出以科学技术带动社会生产力。1985年的改革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政府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可了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所处地位，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以带动中国经济，打破了中国经济公有制成分一枝独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宽私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企业纳入宏观经济的管辖范围内，与市场调节作用相结合；对于生产盈利不再坚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转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坚持共同富裕为代价换来了企业的生产活力。对国有经济成分进行改组，由政府绝对控制经营转为政府拥有企业的绝对决策权，将一半经济活动权下放给企业，支持并鼓励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这极大地动摇了工人心目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地位极高的工人群体被改革开放引入的政策所冲击，伴随着各地国营企业的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在当时中国政府受到了极大冲击。中国政府转而以国家权力转变人民的意识形态，将马克思主义与市场经济理论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缓解了工人的情绪。引入下岗再就业政策，大量安排红帽子工程来减少失业人口。
城市的改革取得的进展并没有预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加之1985年以来政府不断放宽思想言论控制，原先身为“封资修大毒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被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对西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日后两次大规模学生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缓城市改革步伐，转而开始控制国内混乱的思想、经济。1992年过后，政府再度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并不断将各种政治决策公开化，并设立听证会以便于民众参与政治决策。
自1989年国内外政治上的巨大风波过后，中国政府的立场日趋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缓，党内也出现了重提阶级斗争观念的声音。为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局，退出中国政坛的邓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视中国数个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发表了事后称为“南巡讲话”的发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个人威望重新将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之一。这场讲话确保了今后十余年间中国政府既定国策的稳固，也逐步将中国经济实力带上一个又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