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列车带着我们这群年轻人向北极奔去。除极地专业的学生，还有动物地理专业的学生，其中有四名中国留学生。
    列车一直向北，先在无边无际的台加林中穿行，接着是矮小的灌丛带，最后是一棵树都没有的苔原。

     天气越来越冷，白天则越来越长。
     一路上，姑娘们歌声不断，小伙子们在摇晃的餐车中跳蹋踏舞。
     列车整整行驶了两个昼夜，终于到达了终点站??瓦尔库塔城。这是一个煤矿城市，看不到俄罗斯中部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只有一排排矮小的木板房。

    大家走在见不到人影的大街上，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唱着，跳着。
    带队的老师卡列林娜立刻嘘了一声说：“孩子们，安静!不要吵醒熟睡的居民！”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已处在北极圈内，现在是凌晨两点呢。
    到宿营的木房后，大家都不习惯在白昼一样的夜晚入睡，卡列林娜说：“戴上墨镜，就是地道的夜晚了!”
    第二天，一种像坦克一样的叫“到处走”的履带车带着我们向考察基地前进。
    夏日，绿色的苔原一望无际，远远近近是长着灌丛的小山岗和泥泞的沼泽地。
    卡列林娜老师告诉我们，这里的永久冻土已接近地表，树根扎不下去，只有贴在地面的地衣、苔藓和矮小的浅根植物才能生存。
    科考基地设在山丘的下面，是由许多大小帐篷组成的半圆形营地。
    先期到达的波波夫教授和沃洛诺大教授在营地前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
    晚餐时，考察队队长波波夫教授严肃地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得单独外出，不能乱摘、乱抓，不能……”最后他强调说：“这里是无人区，到处潜伏着危险。”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先与另外四个中国学生随沃洛诺夫教授抓老鼠，打小鸟，做标本。
    沃洛诺夫敦授的枪法很准，每次回来，他风衣的斗篷里总是装满了各种颜色的小鸟，他风趣地称他的斗篷是“幼儿园”。

    后来，波波夫教授又领着我们看冰缘地貌，在苔原上寻找各种地下冰。
    地下冰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有的冰成锥状躺在小沟中，叫冰锥。有的冰把苔原顶出一个小包，叫冰匠。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一条河的岸边露出高20一30米的叫脉冰的洁净冰体。
    波波大教授孜孜不倦地向我们讲述地下冰的特征、成因和意义，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曾发现了猛犸象的新鲜遗体。猛犸象是几万年前的动物，现在已经绝迹。在考察的最后几天，波波夫教授要我们分组独立活动，任务是将所看到的各种苔原类型、冰缘地貌和地下冰填在图上，记下特点，写一篇考察报告。
    我们同帐篷的三人为一组。
    吃完早饭后，我们领了一张大比例尺地形图，准备了干粮：面包干、方块糖和一大壶水。

    临出发前，同组的斯拉瓦突然说他头有些疼，柯尼亚则说他腿痛，都不想去。
    经过20余天的徒步考察，我的腿也有些酸痛，但是我不想错过自己独立考察的好机会，坚持要去。
    斯拉瓦在地图上和我讨论了考察路线，叮嘱我不要走出地图上所标出的范围。他指着地图右上角一个用三角点表示的小山包对我说：“千万记住，这就是我们的营地，要准时回来。”
    我独自一人出发了。
    苔原上长着各种奇特的矮小植物，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朵，各种小昆虫在爬着、跳跃着，远处还有一群驯鹿在悠闲地散步。
    这是北极地区最美好的时刻，所有的生命都要抓住这短促的、阳光充足的夏天生长，发育、繁殖，完成一次生命的循环。秋季过后，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将暂停，逐步转入冬眠状态，以度过那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为下一轮生命过程作准备。
    北极的冰缘地貌强烈地吸引着我。
    由小石块为周边组成的多边形微地形整齐地排列着，成环状分布的苔藓和地衣，就像无数的花环。
    在低洼的沼泽化的湿地，四边形的长宽达数十米的脉冰区就像我小时候在湖南家乡看到的水稻田。
    在那平坦的地面突出一个个高1～2米、直径3?4米的内部有冰核的小圆丘，就像一片坟地。
    波波夫教授曾告诉我们这些小石块、苔藓、地衣和脉冰都是沿着由土的冻胀作用而产生的裂隙而分布的，是永冻土

地区特有的微地形。
    我边走边看，边拍照，边填图，边记录，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时间。
    太阳偏西，但总是落不下去。
    突然，我发现我已经远离了地图上标出的范围，而时间已近午夜。
    我坐在一个比较干燥的小丘上，定定神，吃完最后一块面包干，喝完壶里剩下的水。
    稍许的镇定过后，恐怖感逐渐向我袭来，一个个不祥的念头涌入脑际：跌进沼泽怎么办?遇到狼怎么办?也许还会遇到北极熊……
    害怕归害怕，无论如何，我得想方设法找到回归营地的路。但是，我在辽阔的苔原上弯弯曲曲地走着，哪里还记得回去的路。
    漫无方向地走了一程之后，我向一个较高的山包爬去。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山包的后面，我发现有“到处走”履带碾过的痕迹。
    附近可能会有人吧？我一边充满希望地想着，一边沿着履带痕迹向前走。
    走呀走呀，大约走了3千米，发现前面有一个地质队的钻井塔。
    “唉!”我松了一口气，向钻井塔走去。
    在钻井塔附近，我找到了一个值班的工人。他见我是迷了路的中国学生，便热情地接待我，请我喝茶，吃夹着黄油的面包，还风趣地说：“你要是再走下去会跌进北冰洋的，现在是凌晨4点了。”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完全走错了方向。
    钻井塔距离科考营地10千米。我振作精神，沿着钻井工人所指的方向、路线和地形标志匆匆上路。
    我赶回营地时已是早晨6点钟，伙伴们欢叫着拥抱我。原来，他们见我深夜未归，十分焦急，已经外出找了一遍。他们不见我的踪迹，但又不敢报告队部。要知道，他们自己偷懒，把中国兄弟丢掉了，这是多大的错误啊！
    30年后，当我在斯拉瓦家里做客回忆这段往事时，他说：“幸好，你遇到了那位钻井工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当时这事让波波夫教授知道了，我们都可能会受到直至开除的严厉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