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自西向东绵延2500千米，横贯亚洲中部，它的东段在中国境内，西段在国外，分属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一条大的国际山脉。
由于中国、前苏联两国长期不和，对天山的研究一直在两国独立进行。然而，天山山脉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体系，从它的历史演变、现代生态环境以及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关系来说，既有许多相似的规律，又有不少地域性差异，有必要将东、西天山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1985年9月，我接受前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科特粱可夫院士的邀请，与张样松一起赴阿拉木图参加国际水文科学协会召开的冰川学学术会议。
此时，中国、前苏联两国还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如果乘飞机，从中国去阿拉本图必须先从北京乘飞机朝西北方向到莫斯科，然后再从莫斯科返回东南方向到阿拉木图。
我们觉得这样又费时又费钱，于是决定乘火车先向西到新西伯利亚，然后转车向南到阿拉木图。
会议开幕的当天早晨，我们到达了阿拉木图，科特梁可夫又高兴又惊奇地拥抱着我说：“你们怎么从天而降?我在莫斯科等你们，却很久没有消息。赶快，下午就是你的报告，是用英语还是用俄浯，我们有同声翻译。”
我的报告原来是用英语准备的，当我看到与会代表绝人多数是来自前苏联各地的冰川学家时，便临时决定改用俄语。
俄语到底是我的第一外语，一路上与前苏联人交谈，口语几乎全部恢复了。我的报告在大会上引起了轰动，前苏联人感到十分亲切，他们想不到外国代表会用俄语作学术报告，会后纷纷围上来，问这问那，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
在阿拉木图街上，我们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行人从我们的胸卡上看到“中国”两个字后便停了下来，有时围过来说几句热情的话：“20多年前这里来了许多中国人，后来一个都没有了，现在你们终于又来了。”看得出，在两国断了20多年的交往后，前苏联人还是怀念20世纪50年代两国的友谊的。
在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设在阿拉木图河源头图尤克苏冰川旁的天山冰川站。
阿拉木图就像乌鲁木齐一样，坐落在天山山麓，但阿拉木图市距天山更近，在市中心就可以见到天山山脉银白色的山峰。
我们从市中心乘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阿拉木图河的出山口。
在阿拉木图河源头，我们见到许多冰碛湖，它们成片分布于松散的终碛之中。
前苏联天山冰川站就设在冰川终碛之中，是几栋简陋的铁皮房，固定的观测人员不多，主要靠阿拉木图的几所大学的学生以实习的名义当观测员。
天山站往上1千米就是著名的图尤克苏冰川，这条冰川比乌鲁木齐河源头的一号冰川约大一倍，它的冰舌十分平坦，具有一个很大的粒雪盆。
我们在考察期间，见到前苏联人开着嗄斯越野汽车到冰川中部去打钻，冰川的粒雪线海拔只有3750米。
从设于冰川末端的气象站记录来看，这里的降雪量比我们的一号冰川大得多，平均每年为800毫米，冬季冰川上的积雪可达两米以上，因此，到粒雪盆去可能比一号冰川困难得多。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这条冰川处于强烈的退缩状态，20世纪以来，在100年间冰川长度减少了1千米，每年冰川要平均亏损370毫米水层，这些数值都是一号冰川的两倍。在参观过程中，我总是把西天山的自然环境及冰川与东天山进行比较，我觉得西天山比东天山的降水量要丰富得多，气候比较湿润，因此山上的森林也比东天山茂密得多，冰川对于气候的反应也比东天山灵敏得多，泥石流、雪崩等山地灾害看来也比东天山多。这更加激起我要将天山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愿望。
1987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国际科联的一次国际学术大会上，科特梁可夫和我分别当选为国际雪冰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我与他经常商讨中国，前苏联两国冰川学家合作研究的问题。
当时，中国、前苏联两国关系已经开始解冻，在经受了20多年的“笔战”后，两国科学家都有尽快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强烈愿望。
我与科特梁可夫有着大学同学的关系，从1978年以来多次会面，互相比较了解，信任，因此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当即草签了一个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主要内容：第一是将东、西天山作为一个整体，合作研究冰川积雪和雪崩；第二是联合考察青藏高原的冰川和环境。
后来，我们的这个协议很快获得双方科学院的批准，并被列入两院第一批合作研究项目计划。
从此，我们对天山冰川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