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李白的故乡--伊赛克湖畔休整了三天，参观了吉尔吉斯科学院的天山自然地理站和位于伊赛克湖东岸的城市--布尔热瓦尔斯克，然后兵分两路，进人中国一前苏联联合冰川考察区的现场。黄茂桓等四名中国队员随前苏联方副队长瓦洛加及大队考察人员乘汽车先行到中央天山的南依内尔契克冰川考察。
我随同队长安德烈及其他几名外国队员先到内天山的阿克西尔山系考察，然后再到南依内尔契克冰川与大队汇合。
内天山的阿克西尔山系是一条由几条短小山脉汇合的独立的山系，最高点海拔5125米，山顶比较平坦，接受积雪的面积大，是天山山脉中一个重要冰川分布中心。
在到阿克西尔山东侧的萨利托尔冰川考察时，我见到冰川周围都挖了许多纵横相交的探槽，其中在一条冰川的冰床下面还挖了一条深约1千米的坑道，安德烈带我进了坑道，他神秘地对我说这是黄金矿床，每吨矿石中能提炼出1千克黄金，是世界上最富的黄金矿。这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
这时，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在前苏联的文献中，突然出现许多关于内天山冰川研究的文章，原来是配合金矿勘探工作。
这确是冰川研究结合经济建设的一条好路子。
我从坑道里捡了几块矿石，我不懂矿物学，叫不上名字，只见是灰黑色的粉砂矿，沉甸甸的。
提起冰川下的金矿床，引起了我对有趣往事的一段回忆。
我最早得到天山冰川下有金矿的信息是在1988年。这年10月，兰州冰川冻土所举行建所30年大庆及第三届全国冰川冻土学术会议。
我们邀请许多外国冰川学家参加，从前苏联来的冰川学家中，除特邀的莫斯科大学的道尔古辛教授外，还有俄罗斯地理研究所冰川部的瓦洛加博士。
道尔古辛教授是帮助中国开创冰川学的前苏联专家，他的到来使会议的欢庆气氛达到了高潮，许多当年的老冰雪队员们都围住他，重温20世纪50年代中国，前苏联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友好情感。
瓦洛加是科特粱可夫所长派来的年轻的冰川学家，他除参加学术大会外，还与我讨论中国、前苏联两国冰川合作研究计划的细节。
在庆祝会上，瓦洛加喝醉了酒，当我问他的论文中为什么对天山冰下过程那样感兴趣时，他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因为冰川底下有黄金，那里有世界上含金量最高的矿床。”
我对瓦洛加透露的这个信息特别感兴趣。
我想，在前苏联内天山冰川底下有金矿，是否中国天山冰川底下也有类似的矿床呢？如果有，这不就为中国冰川研究开辟了另一条应用研究的渠道吗？
从几次科学院的工作会议上我了解到，当时中国正掀起一股寻金热潮，中科院北京地质研究所就在新疆阿尔泰山区找金矿，何不请他们派人到内天山看一看呢？
我把这个想法向中科院孙鸿烈副院长汇报后，他很支持我的想法，当即推荐正在新疆找黄金的北京地质所的年轻博士沈永超给我。
1989年夏天，由我和科特梁可夫商定经两国科学院批准的中国、前苏联两国天山冰川的联合考察正式启动了。
6月，前苏联方研究人员沃罗申娜、瓦洛加等三人，来参加了我国天山站的研究工作。
作为回访，我国也应该派三名冰川学家赴前苏联参加前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前苏联内天山的冰川考察。
我想，这是了解前苏联天山冰川研究及找金矿的好机会，便在回访名单中，加上了沈永超博士的名字，他名片上的身份改为兰州冰川冻土所副研究员。
1989年冬天，我在北京见到沈永超，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在内天山考察期间深入到冰川底下的坑道中，取回了好几块金矿石样品，研究了那里的地层和大地构造，这坚定了他在中国天山找金矿的信心。
这个意外收获的意义远大于冰川研究的本身。
1997年9月，我参加了对天山开放站的评议会议，在乌鲁木齐偶然见到了正在新疆找黄金的沈永超博士，这时他已经升为研究员。他高兴地告诉我：“找到了，找到了！是在中国天山南脉，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冰川附近，这些金矿床的地层和构造与内天山十分相似。”
沈永超还告诉我，他在新疆的黄金研究课题，已获得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的科学进步一等奖。
我在内天山考察了两周，收获很大，我不但看到了冰床下的黄金矿床，研究了内天山冰川发育的特点，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拉明教授给我的印象很深。
拉明是格鲁吉亚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研究室主任，50来岁，留着斯大林式的胡须，豪爽、热情、酒量很大，是个典型的格鲁吉亚男子汉。
我最初认识拉明是1988年在第比利斯冰川学大会上，他带我们参观了斯大林的故居。
那时，前苏联全国禁酒，公务员酗酒可能受到直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街上根本买不到酒。他拿出自家酿的葡萄酒悄悄请康尔泗、苏珍和我等几个中国代表开怀痛饮，他发牢骚说：“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世界有名，没有酒就没有生活，为什么要禁酒呢？我可不管那一套。”
在内天山考察期间，拉明总是陪着我上冰川，帮我背标本，体力充沛。
在帐篷里忍受了三天的坏天气之后，7月5日天气突然转晴。我听到了轰轰的飞机声，直升机直接降落在营地前，瓦洛加从机舱中走了出来。安德烈说，这是来接我到南英尼切克冰川去的。在那里，我将与其他几名中国队员会台，参加中央天山的冰川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