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7月，我乘坐的列车在西伯利亚的田野、森林中飞驰。这次不是向北，也不是向南，而是向东，朝祖国所在的方向奔驰。回国后不久，我等来了指派留学生去向的“工作预分表”。
看到是去山西大学时，我很不理解，觉得有些纳闷：我去的地方怎么不是冰川考察队？
我硬着头皮询问负责分配工作的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申诉了我选择“极地与冰川”专业的缘由，希望能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
高教部负责分配的同志不同意我改派，他说：“正因为你学的是特殊专业，就应该首先分配到培养特殊人才的地方，大学你可以挑，如北京的大学，上海的大学，但不能离开教育系统。”
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培桐先生告诉我兰州大学在搞冰川考察，我毫不犹豫地在个人志愿一栏中填上“兰州大学”，而且只填一个志愿。
我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兰州大学。
到校半个月后，我被派去参加农村整社。在乡下苦熬了两个月，我于1961年的元旦返回了学校。
回校后，我发现宿舍里的暖气片是冷的。原来，为了往灾区送紧急救济粮，没有车子运煤来烧锅炉。
学校宣布提前放假，号召老师们离校投亲靠友，暂避饥寒。
“我到哪里去逃荒呢？”
父母在北京过得很艰难，我不能去打扰他们。
想来想去，我想起了养父谢华。谢华是我的五伯父，我从小过继给他。他在湖南省工作。
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养父，讲述我到兰州后的遭遇和学校要教师离校避灾的号召，表明我想去他那里。
几天后，同宿舍的几个教师走了，我来不及等养父的回信便背上背包，匆匆挤上了向东开的火车。
没有料到，养父见到我，一点都不高兴，沉着脸说：“我不是回信叫你不要回来吗？”
过了两天，养父把我叫到他的书房，先把我教训了一番，然后说：“慌慌张张跑回来，说什么又冷又饿，像个难民，而且竟然做了逃兵！甘肃1300万人能活，你就不能活？你的事业在西北啊！”
养父向我讲了他当年坐在火车车厢顶上从上海辗转到西安去搞地下工作的情况，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说：“和无数先辈为了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所受的苦和所作出的牺牲相比，你的冷和饿又算得了什么？记住，你的事业在西北。离开了西北，你什么都不是。你必须回到西北！”
当时，我有些听不进养父的话，但事后细想，明白了不少道理：“是啊，我选择‘极地和冰川’专业就注定了我选择了一种特别的生活，我的事业只能依赖西北这广阔的舞台。我本就不应该做一个容易向困难低头的人。再说，全国与我一样碰到困难的年轻人又有多少？”
寒假未完，我回到了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