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我在墨尔本作完南极考察的总结之后，很快便回到了离别1年零9个月的祖国。
    从1980年张青松和董兆前首次南极之行以来，中国对南极了解得越来越多，加上新闻媒体的宣传促动，全国逐渐掀起了一股南极热。
    我想，该是促动中国自己独立进行南极考察的时候了。
    虽然，中国人到达了南极，但是是作为客人来的。要作为主人，就必须要有由政府组织的独立的南极考察队，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基地，还要有专门的极地考察船。
    中国盼望在南极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家已经很久很久了。
    中国科学院早就有向南极进军的设想，竺可桢教授建议我学极地专业，就是早巳设下的一步棋。
    在去凯西站之前，我在霍巴特见到张青松和董兆前时，谈到如何促进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时，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1984年2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一届竺可桢野外科学奖授奖大会，我与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商议后，认为有必要发动科学家们向中央建议尽快开展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
    会议期间，我串联了许多科学家向中央写建议书，陈述考察南极的方法、步骤及总经费预算，以及考察南极的科学意义与社会意义，表达了我们为中国的南极考察献身的决心，书中痛陈：“如果我们不早下决心，在《南极条约》满期之前丧失考察南极的最后时机，我们将愧对子孙后代。”
    建议书由我起草，李吉均教授清稿，刘东生、孙鸿烈，王富葆等共32名科学家签名。

    第二天，授奖大会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科技领导小组副组长、前国家科委主任、中科院院长方毅主持会议，由他和几位当时的院领导颁发奖状，受奖者一批一批地排成队上台领奖。
    说来也凑巧，我上台后正好站在方毅的面前。我在接收他给我的奖状的同时，顺手将建议书送到他手上。
    方毅非常重视科学家们的建议，会后派他的秘书找我细谈了建议书中的各项内容。
    7月底，在我去日本参加国际际学术会议前郭琨告诉我，中央许多领导都在我们那份建议书上签字画圈了，同意年内组织首支中国南极考察队。我听后百般欣喜，想不到科学家们的一纸建议书竟如此快地得到了中央的赞许。不久，新华社正式发布了中国南极考察队出发的消息。我因刚接替施雅风先生担任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没能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壮举。但自己能在开创中国的南极考察事业中作出一些贡献，我感到欣慰。
    我国很快在南极大陆上建立了长城站，并又于1989年建成了设在东南极冰盖上的中山站。
    1990年1月，我受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的委托来到中国第一个南极科学基地--长城站视察。
    这次不是乘船，而是乘飞机，先经过美国的纽约转机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再转机到达南美洲最南端的蓬塔城，最后搭乘智利空军的大力神飞机横渡南大洋到达乔治王岛的智利南极考察基地，长城站派汽车把我接到约两千米以外的中国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一排排新的悬空建筑很快出现在我面前。怀着激动的心情参观了长城站里仪器全新的气象站、电台和设备齐全的队员宿舍后，站在由邓小平题词的长城站奠基石前，我久久地沉思着。我想中国的南极事业开展得虽然晚了一些，但进展速度却很快，相信中国的极地考察将很快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